“文化大革命”結束后，我們黨在撥亂反正、認真糾正指導思想上“左”傾錯誤的同時，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探索，并在此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。
在此前后，鄧小平、陳云、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多次提出要改革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主張。1978年7月至9月，在國務院務虛會上，許多同志提出了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。12月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(jù)此前中央工作會議就一些重大問題達成的共識，及時、果斷地決定從1979年起，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上來。全會指出，實現(xiàn)現(xiàn)代化是一場廣泛、深刻的革命，要求大幅度提高生產力，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(fā)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，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、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。
這次全會根據(jù)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，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新決策，決定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，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進行認真的改革，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(fā)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，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。
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，改革開放成為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的總方針，我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的新時期。 (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張學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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