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5月29日，河南省新鄉(xiāng)市中級人民法院一紙判決，為劉應成(原法名釋永信)的“傳奇人生”畫上了一個沉重的句號。

　　這位曾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在媒體聚光燈下的“佛門CEO”，因職務侵占、挪用資金、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、行賄四項罪名，數(shù)罪并罰，判處有期徒刑24年，并處罰金人民幣350萬元。

　　他到底貪了多少？法院公告列出了一串數(shù)字——

　　從2003年到2025年，劉應成單獨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單位財物，高達人民幣1.31億余元；2012年到2022年，他又挪用單位資金人民幣1.51億余元歸個人使用，超過三個月不還。

　　光這兩項加起來，就將近3個億。

　　另外，從2006年7月以來，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項目和經(jīng)營活動中提供幫助，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163萬余元。更早之前，從1995年到2022年，他為謀取不正當利益，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，折合金額也達到了567萬余元。

　　一個本該晨鐘暮鼓、清心修行的出家人，最終栽在了一個“貪”字上。

　　唏噓嗎？有一點。但法律只看事實，不看身份。

　　“袈裟”不是護身符

　　有人可能會疑惑：寺廟里的錢也算“公款”？方丈拿錢也算“職務犯罪”？

　　事實是，相關司法解釋早已明確。

　　我國《刑法》在規(guī)制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這類經(jīng)濟犯罪時，將犯罪主體明確界定為“公司、企業(yè)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”。而根據(jù)《公安部經(jīng)濟犯罪偵查局關于宗教活動場所工作人員能否構(gòu)成職務侵占或挪用資金犯罪主體的批復》，宗教活動場所屬于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一條和第二百七十二條里的“其他單位”，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之便，侵占或挪用宗教活動場所公共財產(chǎn)的，可以構(gòu)成職務侵占罪或挪用資金罪。

　　如果說侵占和挪用是“內(nèi)盜”，那么受賄和行賄就是釋永信伸向外部的“黑手”。相關司法解釋同樣早已闡明，佛教協(xié)會屬于社會團體，屬于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條規(guī)定的“其他單位”，佛教協(xié)會工作人員一樣受到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約束。

　　簡單說就是，袈裟不是護身符——不管你是公司總經(jīng)理還是寺廟方丈，拿了不該拿的錢，法律都會找你“算賬”。

　　為何是24年？

　　另一個問題是，涉案金額這么大，怎么才判24年？量刑是否合理？

　　的確，法院披露的消息中，涉案金額確實大——職務侵占1.31億、挪用資金1.51億、受賄1163萬、行賄567萬。其中前三項罪名被認定為“數(shù)額特別巨大”，行賄罪被認定為“情節(jié)特別嚴重”。

　　但數(shù)罪并罰不是簡單的加法，法院需要綜合考量從嚴與從寬量刑情節(jié)，根據(jù)犯罪的事實、性質(zhì)、情節(jié)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，決定最終的執(zhí)行刑期。

　　從嚴的角度——犯罪行為持續(xù)二十多年，社會影響極其惡劣，依法應予從嚴懲處；

　　從寬的角度——劉應成到案后如實供述、主動交代了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實、認罪悔罪，這些都屬于法定從寬情節(jié)。

　　所以，綜合下來判24年，這個數(shù)字不是一拍腦袋想出來的，是在法律框架里一項項摳出來的。

　　一個方丈的墜落，暴露了哪些問題？

　　釋永信案不是孤例。它暴露了此前宗教領域三個深層問題。

　　教職人員自身出了問題——部分宗教教職人員自律不嚴，法治意識淡薄，在商業(yè)化浪潮中迷失方向。一些素質(zhì)不高、德行不夠的人被推上重要位置，權(quán)力與德行嚴重錯位。

　　宗教組織內(nèi)部管理存在漏洞——財務不透明、監(jiān)督機制缺失，人才選育用留機制難以建立，甚至出現(xiàn)管理層“家族化”的亂象。

　　外部監(jiān)管有短板——有的地方宗教工作部門存在不敢管、不會管、管不好等問題。加上教職人員身份特殊，違法行為常常和宗教習慣、傳統(tǒng)習俗攪在一起，舉證難、查處難。

　　釋永信案判決當天，中國佛教協(xié)會發(fā)了聲明，四個字：咎由自取。還特別提了一句：“深刻認識沒有法外之教、法外之地、法外之人”——這話分量很重，相當于承認此前宗教界內(nèi)部確實存在“法外之教”的錯覺，而且這個問題必須解決。

　　這24年，不是判給劉應成一個人的，而是判給所有以為“宗教”兩個字能當“護身符”的人看的。

　　這記警鐘，敲得夠響了。（望北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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